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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对事故当事人和保险当事人在利益调整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保险理赔中是必不可少的证据材料。因其特殊的地位，保险人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在理赔中把它当作具有无可辩驳的证明力的证据来对待。这样，给保险企业留下巨大的证据风险和经营风险。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对其进行查实后方可作为证据予以采信，以防范风险。要说明这一点，我们就需要了解影响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形成的几个因素及对其进行审查的必要性。
    一、事故当事人的主观心态对责任认定书的影响

    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经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调解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的、公安机关不再调解，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可知在交通事故处理过程中，事故处理机关虽然拥有一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但其调解效力弱于司法调解，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如行政调解不成进入诉讼程序，被保险人的诉讼成本又会相应加大。比如，对于伤残者或其家属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根据《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而根据《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以下简称《条款》）的第六条规定：因保险事故引起的任何有关精神损害赔偿，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由于《条款》和有关法律在损害赔偿方面的不衔接，在很大程度上促成被保险人选择行政调解。但是行政调解之路并非没风险。由于道德观念的问题及社会不法力量的干扰等因素的影响，法律法规的适用受到了挑战。调解时伤残者或其家属一般不是据其本身在事故中所负责任的轻重通过合法的程序和方式向车方提出合理合法的索赔请求，而是通过各种有形或无形的胁迫手段来逼迫车方满足其要求。一方面出于为避免进入诉讼程序导致成本增加的考虑，另一方面又能尽快解决事故赔偿纠纷，基于以上考虑被保险人往往被迫作出妥协。承担比应负责任更重的损害赔偿金，这是非常普遍的事实。另一方面，在保险赔偿中存在某些合法却未必合理的现象。

    因此，在被保险人支付给第三者的赔偿额一定的情况下，如车方承担责任轻，获得的保险赔偿少；责任重，获得的保险赔偿多；保险成了一个杠杆，无形中迫使车方承担不合理的更重的事故责任，在赔偿中处于不利位置，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衡取其重”。因此，对于保险车辆与未保险车辆、行人之间造成的交通事故，尤其是在车方投保了无免赔责任险的情况下，采用《办法》中的第二十条（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第二十一条（当事人一方有条件报案而未报案或未及时报案）规定的情形，或通过其它途径，驾驶员主动包揽起事故的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为在以后的保险理赔中获取更多的利益缩小应由自己承担的损失奠定好证据基础，这类情形也是屡见不鲜。

    二、责任认定主体对责任认定书的影响

    客观上说，《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责任认定人根据现场查勘材料运用有关法律法规，对当事人在交通事故中所应承担的责任做出的定性定量分析，与其它材料相比，应该说具有不可比拟的权威性、客观性，可信度更高。但这并不能反映它的全部内容。它能否反映事故客观情况，这要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首先是实践经验，经办人员是否有能力搜集到全面充足的现场材料，能否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提出反映事故本来面目的客观材料；其次是法律知识和相关专业知识，经办人员能否把手中的材料与有关法律法规有机结合；再次是职业道德因素，经办人员能否不徇私情，不谋私利，秉公执法；最后是认定程序和取证程序是否合法，一份合格的法律文书或行政文书不仅要主体合法，还要程序合法。因此，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它不可避免地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和主观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明一点：如机动车辆与行人之间发生了交通事故，认定人在感情上往往倾向于受伤害的这个弱势群体，同时为了有利于其自身更快捷地进行损害赔偿的调解工作，在划分责任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向有利于受伤害方发生倾斜。